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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择生上言

1936年4月27日

在这封密信中刘鼎以“老头子”为代号暗示张学良，以“我们家”暗喻整个东北军。“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刘鼎的意思是此前他和许多人一样，都关心张学良是否会有立竿见影的抗日行动，而刘鼎从瓦窑堡回到洛川以后4月26日夜里与张学良的一席谈话让他顿时感到振奋。因为张学良急于和中共联合并有一个“不小的计划”，在刘鼎看来这不仅是“事情出乎意外”，而且张学良即将实施的“计划”至少在刘鼎看来是“一日千里”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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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信中，“他（张学良）已开始用‘爱□’‘抗□’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即蒋介石）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等语句并没有任何费解之处。只是张学良有意把“抗日”的“日”字和“爱国”的“国”字空缺而已。张学良之所以对自己联共抗日的思想如此不加避讳，用刘鼎的话说，这是张学良随时准备“硬干”，并有和蒋介石“打一架”的思想准备了。应该说，刘鼎的信在当年4月下旬就已预见到西安事变的发生了。只是那时刘鼎尚不能明确张学良究竟会以何种形式实现他的大“计划”。

这封密信的最后一段，也是密信中最重要的部分，即：张学良对他与周恩来“上次一夜密谈”十分满意，他希望与周恩来等人“顶好还要一夜”。这就是说，刘鼎代表张学良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渴望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秘密会晤的意向。张学良希望与周恩来继续会谈的问题有两个，其中重要的是“彼此交接如何表演”。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应该如何进行”。而张学良认为如果真正实现东北军和红军的联合，至少还需要他和周恩来再举行一次会晤才行。也就是说上次会晤刚完，张学良就迫切地希望与周恩来再一次会晤了。如此高涨的抗日激情在张学良的胸间奔涌，这无疑就是他西安事变前的真实心态。

“十一月”有“大活动”

刘鼎作为中共中央派往东北军的唯一代表，知道这一时期东北军内部的任何波动都可能引起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为了让中央更加了解张学良，刘鼎在第一封密信发出两日后，再次通过秘密渠道寄出了第二封信。刘鼎在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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